河北刑事辩护律师 河北刑事辩护律师费用收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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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刑事辩护律师费用收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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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儿”。

11月14日,时隔1013天,河北涞源看守所,曾秀梅(化名)终于见到了丈夫毕志新,她举起电话,隔着玻璃挡板,唤出一声他的乳名之后,泪水顺着两人的脸庞滚下。

快三年不见,憋着想要说的话真到见面时,却不知道如何开口,夫妻二人似乎一时都找不到好的话头。曾秀梅拉过身边大女儿元元和小女儿琴琴(均为化名),让她们开口叫爸。

“爸,我会好好学习,等你出来。”9岁元元很懂事,哭着给电话那头的父亲打气。5岁的琴琴则有些茫然,毕竟,眼前这个叫爸爸的男人,在她的记忆里,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

两个孩子还不知道,就在不久前,他们的父亲毕志新,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无期徒刑。

被毕志新杀死的对象,名叫冀鹏。让毕志新拿起菜刀和镰刀砍向冀鹏的原因,系冀鹏先后三次强奸了他的妻子曾秀梅。

面对无期徒刑的终审判决结果,曾秀梅和丈夫的辩护律师刘昌松沟通后,决定启动申诉。

这首“杀死强奸妻子者案”的血与罪的萧瑟悲歌,将在曾秀梅“替夫”申诉的路上,继续凄苦吟唱……

杀人

毕志新犯了故意杀人罪。

2022年2月5日,距离乙未年羊年春节还有14天。河北省涞源县南屯镇张家庄村里,村民们都在张罗着过年的事。

当天晚上,34岁的毕志新和朋友宁永利在县城的一个小吃部里吃了饭,喝了些酒。毕志新心情不太好,就在不久前,他和妻子曾秀梅因为到北京讨说法扰乱了公共秩序被处10天行政拘留,这个即将到来的年关对他们一家来说,并不好过。

喝完了最后一口酒,两人起身离开了小吃部。宁永利将毕志新送回了家,他没看出来,这个男人心里装着事。

也许是没喝够,回家后的毕志新又打开两瓶啤酒开始猛灌,原本已经睡下的曾秀梅醒了,看着一身酒气的丈夫,她顺口数落了两句,但很快被顶了回来。

“他说心情不好,还不让喝酒呢!”曾秀梅听出了丈夫语气中的不痛快,没有再言语。

“我要找冀鹏说清楚咋解决。”呷了两口酒后,毕志新突然冒出一句话,接着冲进厨房从案板上拿起了菜刀,又从家里的冰箱上抽出两把镰刀,大踏步地向外走。

曾秀梅吓坏了,她赶紧叫醒躺在里屋的老丈人毕春,让他照看一下孩子,然后出门跟在丈夫身后,试图阻止他。

但不久之后,悲剧还是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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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晚9时许,外出打麻将归来的冀鹏死了,死在了离自家不远处的胡同里,死在了毕志新的菜刀和镰刀下,头朝西,几乎要和身体分离。

“快来,杀人了。”当意识到已经酿成大错时,毕志新让曾秀梅打了报警电话,夫妻两一路懵懵懂懂地走回了家中,瘫坐在椅子上。

很快,原本黑寂的张家庄村变得灯火通明,狗吠不断。元元从床上惊醒,眼前的一幕是浑身血迹的爸爸被警察带走。她问母亲曾秀梅发生了什么,但再未得到答案。

距离乙未年羊年春节还有14天。毕志新和冀鹏这两个从小就认识的邻里乡亲,一个死了,另一个被带走了,剩下两个老人,两个女人和4个孩子,在惊恐和眼泪中,迎来了这场巨变。

强奸

毕志新认为冀鹏强奸了他的妻子曾秀梅,三次。

2022年11月16日,在距离涞源县车程几个小时的一个城市里,封面新闻(thecover.cn)记者见到了曾秀梅,她不高,身材匀称,满手的茧子。

离开生活了快10年的张家庄村,如今“躲”在这里打工,“暂时没想过回去,我怕被找麻烦。”

“毕竟这事是因我而起。”天气有些干冷,气温逼近零度,曾秀梅抿了抿嘴。在她看来,一切起源于2022年的7月。

具体的日子曾秀梅已经记不得了,她只记得那天她要回位于石道沟的娘家,因为家里没车,张家庄村离涞源县城也有好几公里,“我老公就让我坐冀鹏的车去,他有车,有时候也会送村里的去县城。”

但曾秀梅觉得这一次冀鹏似乎有些特别殷勤,不仅将她送到了涞源县城,还主动提出要送她回娘家,“从娘家回来的路上他还说要请我吃饭,带我去一个地方。我说我不吃,我只请了半天假,还要回来上班。”

在一个岔路口,冀鹏驶离了原本的线路,最后将车停在了涞源县与灵丘县交界的驿马岭山,一个长满小树的山坡上。

曾秀梅说,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男人的力气可以大到让女人完全无法挣脱,她乞求了,反抗了,甚至扯断了冀鹏的项链,但事儿还是出了。

说到这,她开始急速地喘息,眼泪也夺眶而出,掏出随身携带的药瓶子吞下几粒药丸,瓶身上写着:“速效救心丸”。

“我心脏不太好,去年查出来的。”曾秀梅说,她极力想要忘却这段过往,但每每想起都让她感到绝望,“我问过冀鹏,他为什么找上我,他说因为他老婆怀孕,还有,他早就盯上我了。”

此后不到一个月,冀鹏又两次和她发生了性关系,“第二次也是在那个小山坡,第三次是在车里。”

虽然受了委屈,但曾秀梅并没有选择报警或求助家人。她说,是因为家人。

“冀鹏威胁我,我要是说出去,就让我永远见不着我孩子,我大女儿在县城上学,他人也经常在县城,我怕他真做出什么事。而且这事我也不想闹大,同一个村,名声就坏了。”

但纸永远包不住火。

这层秘密的关系很快就被毕志新发现了。在法院的相关调查资料中,是冀鹏的一通电话让毕志新起了疑心,在追问中得知了事情的原委,但曾秀梅坚持说,是她主动告诉了丈夫, “我受不了了,让他把孩子弄转学,他问我为什么,我就告诉他冀鹏的事了。”

不论如何,唯一确认的事实是,得知此事后的毕志新很生气,暴跳如雷。

赔钱

报警之前,毕志新一家曾寻求与冀鹏私了。

有直接的沟通,也有中间人的调和。曾秀梅说,最早提出的数额是5万,但冀鹏拿不出这么多钱。最后通过几次协商沟通,赔偿金数额从5万变成了3万,甚至一度变成了2万。

这个说法得到了一些张家庄村村民的印证,他们没有忘记3年前的惨案和一些闲言碎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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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记者来到了这个略显凋敝的北方村落,如同大多数农村的现状一样,张家村的青壮年们几乎都离开了故土,村里很冷清,只能偶尔听到两声狗吠,留在村里的大多是已经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凌冽的寒风中,他们时不时聚在村中心的小坝子,将落叶点燃,烤火取暖,然后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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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鹏的家早已没了人,门口的胡同长满了杂草,散落着一些久未清理的垃圾,毕志新的父亲毕春还住在村南角的旧屋里,村民说已经有些天没见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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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人们习惯将毕志新唤作丑儿,管冀鹏叫大鹏。在他们眼里,闹出事之前,丑儿和大鹏关系不错,是经常在一起喝酒的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邻里乡亲,大鹏家养的狗都是从丑儿家拿的。

提起曾秀梅被强奸的事,受访村民们的回答大多是“知不道,不好说。”但大家都表示听说过调解的事。

“我参与了调解。”张家庄村的村支部书记王根雄说,毕志新一家曾来找过他,请他拿主意和出面调解。

他是村里的干部,对毕冀两家都很熟悉,关系也一直不错,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当了调停人,“开头说要5万,最后说2万,大鹏先给1.8万,然后打2000块钱的欠条,但是毕志新那边不干,说最少要3万。”

最后的协商结果是,毕冀两家不欢而散。钱一分没给,怨彻底结下了。

流言

大鹏强奸了丑儿媳妇儿。

这样的说法很快就在不大的村子里流传,但一些村民更倾向于相信,冀鹏和曾秀梅的事不是强奸,而是有了私情。

“根本就不是强奸。强奸能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王根雄甚至直接断言说,据他掌握的情况,一开始两家其实就是出了男女那档子事,曾秀梅是被毕志新打了才改口说是强奸,“来找我的时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女方主动联系男方多些,我问了之后办案的警察,调了他们两个的通话记录,女方还主动发过暧昧短信。没听说过冀鹏威胁人,倒是出事以后,是毕志新放话要报复冀鹏,还为此搞出了一个交通事故。”

毕志新的大伯毕宁在都对侄儿和侄儿媳妇的说法表示了怀疑。尽管他一边说对情况不清楚,另一边又说王根雄说的都是真的。

甚至,和毕志新结婚前曾秀梅曾有过一段婚姻的事都成了一些村民的“证据”,用他们的话说,曾秀梅本来就是毕志新从别人那“挖”回来的,所以后面发生的事情都可以理解。

这些说法都被曾秀梅否认了。

曾秀梅说,毕志新几乎没和她红过脸,也没有打过她,她和冀鹏没有私情,就是强奸,不存在所谓的改口一说。另一方面,之前的婚姻和这事也没有关系,“我是离了婚才和毕志新在一起的,之前生的两个孩子也是前夫家在带,我们早就断了联系了。”

死局

没有拿到钱,毕志新一家最终选择了报警。

2022年8月30日,因为涉嫌强奸,冀鹏被警方带走了。毕志新和曾秀梅出了口气,这样的结局或许也算是一个交代。

但没过几天,冀鹏就回来了,他被警方处以监视居住。根据他留下的口供,他承认曾3次和曾秀梅发生性关系,但辩称每次都是处于双方自愿的状态,所谓反抗被扯断裂的项链以前就坏过,只不过是在第一次亲密行为时恰好被碰断了。

当看到冀鹏重新出现在村里时,曾秀梅懵了。在她看来,强奸是重罪,是要抓起来判刑的,只关了7天就被放出来,这个结果让她有些始料未及。

在她看来,回村之后的冀鹏跟往常一样,干活、喝酒、打牌,时不时往来县城和村里,似乎一切都已过去,监视居住成了无罪释放的同义词。

“媳妇儿被强奸,咋会不了了之。”毕志新同样想不通,根据他之后的供述,他曾经在村里拦下了开车的冀鹏,问他到底想要怎么解决这事,但得到的回复是,说“你爱哪儿告哪儿告,老子有的是人,老子候着你”。

彼时,曾秀梅开始有些害怕,“我想起冀鹏曾经威胁我说要让我见不着孩子。”

元元很快暂时休学从县城回了家,因为怕出意外,孩子去小卖部买吃的都会有人陪着。

之后的一段时间,毕志新和曾秀梅数次前往涞源县公安局和检察院询问案件进展和为什么没有把人抓起来。“公安说案子在检察院那,检察院说案子在公安那。然后又说什么证据不足。”曾秀梅说,几次求问无果后,毕志新一怒之下带着她前往保定、石家庄,最后甚至到了北京求说法。

2022年1月,在北京呆了10天后,夫妻两被带回来了涞源,因为涉嫌扰乱社会秩序,他们被涞源县公安局处以10天行政拘留。

被拘留的10天里,曾秀梅说她想了很多,绝望、无助和不解萦绕在心头,对她而言,这样的结果完全不能接受和理解,“强奸我的人只关了一个星期,我们去要说法,却被关了10天。”

从看守所出来时,夫妻两相顾无言,曾秀梅知道丈夫的心里也很难过,但她不知道这样的难过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她更不知道,他们想要的说法到底谁能给。

13天后,毕志新操起了菜刀和镰刀,用最极端的方式,给了自己一个说法。

审判

审判毕志新像一场马拉松。

作为附带民事诉讼人,冀鹏的家属提出了500万元的民事索赔,并且不接受法庭调解。

2022年8月5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涞源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毕志新故意杀人案,当年10月21日,一审判决毕志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冀鹏的家属共计14万余元。

双方都不满判决结果,均提起了上诉。

2022年2月2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同年,3月28日,高院以一审I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2022年8月17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涞源县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毕志新杀人案。当年9月7日,再次作出判决:毕志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赔偿冀鹏家属16万余元。

此后,两家又再次提起上诉。

2022年5月2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开庭,7月24日法庭发出判决书,刑事上维持了此前对毕志新的判决,但民事上将赔偿金额减少到了2万余元。

11月17日,毕志新的辩护律师——北京市慕公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昌松和律师曹寒冰收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邮寄来的终审判决书。

对于这样的结果,两人表示不能认可,在和曾秀梅沟通之后,他们决定启动申诉。

刘昌松在他的量刑辩护意见中写到,毕志新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义愤杀人”,属于“情节较轻”,依法应当判处3-10年有期徒刑。同时,他认为应当厘清和调查清楚警方在处理冀鹏强奸案时可能存在的失职,甚至是渎职行为。

罗生门

刘昌松看来,毕志新最终杀人与涞源警方针对冀鹏强奸案的处置有很大关系。

根据涞源县公安局提供的一份落款时间为2022年12月22日的《起诉意见书》,针对冀鹏涉嫌强奸一案,公安机关认定相关犯罪事实的证据:报案材料、证人证言、现场勘查记录、鉴定结论、受害人陈述和嫌疑人供述等证据证实上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而案件相关材料还显示,2022年9月4日上午,涞源县公安局带领冀鹏前往涞源县与灵丘县交界处驿马岭山上及南关村小树林辨认现场时,冀鹏曾作出有罪供述。冀鹏在供述中称,自2022年7月份以来,其在这两处先后3次以威胁、恐吓等方式,强行与曾秀梅发生性关系。

对此,刘昌松提出质疑,“涉嫌强奸3次这种的重罪,公安机关在14年12月就出具了起诉意见书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在此之前应该有报捕程序,但为什么直到杀人案发生时嫌疑人都没有被逮捕;而监视居住也没有施行严密监控的措施,冀鹏能够在村内村外自动活动和自由见人,根本没有起到监视居住的作用,这让毕志新夫妇感到了严重的恐惧和担忧,这是警方的重大失职。”

2022年8月5日前后,《京华时报》的记者就曾向涞源县公安局提出了相关问题,根据报道,涞源县公安局负责该案侦办的一负责人称,其已将该案报涞源县检察院批捕,但涞源县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一直未下通知进行批捕。

然而,涞源县人民检察院当时却回应称,未见有该案移送至批捕科。“案件会先在登记处登记,然后会递交到我们这儿,如能批捕,我们就会向公安发函,若证据不足,也会下不予批捕或需要其补充侦查等文书。截至目前,我们没有接到该案的批捕申请。”

针对涞源县检察院所称没有收到相关报捕材料等情况,涞源县公安局另一相关负责人称,“也有可能是公安局同检察院私下沟通的结果,检察院认为是条件不够批捕,所以公安就没有报批”。

但该种说法被涞源县人民检察院回应称,“不可能”。

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就在相关报道刊载5天后的8月10日,涞源县公安局和涞源县人民检察院却又双双开出情况说明,“相互印证”称公安局曾“口头”商请检察院提前介入。

终局

这注定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对局。

在采访中,曾秀梅说,她目前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为毕志新讨个公道,然后拉扯孩子长大。如果结局不能改变会不会考虑离婚?曾秀梅沉默了两秒,“目前还没想过。”她还有其他太多需要考虑的问题:濒临绝境的亲戚关系、孩子上学生活的费用、打官司欠下的债务,还有并不算健康的身体。

末了,曾秀梅叮嘱说,别透露她在哪,在做什么工作,她不知道如何应付可能到来的其他变故。

而另一边,冀鹏的妻子王学晴(化名)面临着相同甚至更严重的考验。时至今日,冀鹏的尸体都还未下葬,村里的人说,欠下的停尸费数以十万计。而自从出事后,王学晴和两个孩子便搬离了张家庄村,再未回来。关于她现在在哪,什么情况,鲜有人知。

“我也很久没有见过她了。她现在靠政府的救济金生活。”冀鹏的姑姑说,即使是亲人的电话,王学晴几乎也不接。

“她心死了。”

河北石家庄刑事辩护律师

  曾在全国引起巨大关注的“聂树斌案”如今依然处于停滞状态。07年11月5日至今,河北省高院始终未对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称“还在审查之中”。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写到“(真凶)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树斌案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
  “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树斌案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这样写着。
  这并非不可能。200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河北省高院处理聂树斌母亲的申诉,至今400多天已逝,河北省高院仍未就聂案再审立案。与此同时,距离“真凶”王书金的二审开庭也已过去了一年多。
  一年多来,围绕聂树斌案,聂树斌母亲的律师、王书金的律师以及各方当事人,均在为寻找一个真相而努力着。如今,伴随着聂案陷入胶着状态,他们也陷入了焦灼。
  观察者认为,聂树斌案的艰难进展,亦折射着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艰难。
  张焕枝从里屋拿出一个小小的布包裹,小心翼翼地打开。
  户口本、土地承包证、银行存折……最下面的小塑料袋里,是几张照片。照片上儿子聂树斌笑得合不拢嘴——不过,那是十多年前了。儿子早已死了,被枪决了。
  儿子的坟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坟头的草绿了又黄,已经14年了。这个冬天,母亲还在为儿子的灵魂奔走呼号——她坚信,儿子是冤死的。
  曾任“四人帮案”辩护组组长、如今是“聂案”申诉阶段代理律师之一的律师张思之,也相信聂树斌是被冤杀。
  从2005年3月“聂树斌案”被媒体曝光,迄今已5年多,此案仍悬而未决。而随着时间流逝,“聂案”已事关中国司法公正。“请不要忘记聂树斌!”这是81岁的大律师张思之的呼吁,也是中国法学界的沉重关切。
  “他们知道一个母亲的苦么?”
  2008年12月17日,天气干冷。64岁的张焕枝再次来到河北省高院立案大厅,催问儿子聂树斌的案子。
  几年来,她几乎每隔10天就要来一次河北省高院,这次她比较幸运,只等了不到两个小时,便见到了法官。
  “我儿子的申诉案啥时才能立案?”依然是老问题。
  “还在审查,等候通知。另外,法官也只能是个人意见。这个案子要审委会讨论。”法官的回答和上次没什么不同。
  20分钟后,会见结束,寒风中,这个忧伤的母亲有些茫然。
  2007年11月5日,在苦盼两年多后,她终于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寄来的信函:聂树斌案的申诉,已函转河北省高院处理。
  此前的2005年3月,因为王书金在河南落网,尘封10年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被曝“另有真凶”。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此后一直没有停止申诉。但河北省高院一直拒绝受理她的申诉,理由是张拿不来儿子的死刑判决书。
  对一个母亲来说,这个理由更近似于“刁难”,残酷而荒诞:儿子当初从被判死刑到被处决,聂家人始终就没有看到判决书,现在到哪里去找判决书?
  僵局一直持续到2007年4月,在聂家一筹莫展之时,竟有一位“神秘人士”寄来了当年聂树斌案的一、二审判决书。
  张焕枝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然而,从最高人民法院正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至今,400多天过去了,河北省高院仍然没有立案。
  “我不知道他们会拖到什么时候。”2008年9月17日,聂树斌的母亲用粗黑的手抹着眼泪。她的丈夫聂学生,因多年所受的刺激和煎熬,不时会发出一声尖厉的悲啼。
  张焕枝不敢让偏瘫的丈夫看儿子的照片。她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儿子的照片摸出来看看。聂树斌当年住的小屋,已被家里做了仓库,堆放着一些粮食、杂物。
  “我不能到儿子的屋里,一去浑身就酸痛……我想儿子。那些人,他们知道一个母亲的苦吗?”张焕枝哭诉着。“十多年了,我从没有觉得我儿子是坏人。我要证明儿子不是坏人,我不会放弃的。”
  一串钥匙的悬疑
  不愿意放弃的不仅是聂树斌的母亲。事实上,由于聂树斌案的复杂曲折,坚持寻找真相的人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当年的被害人王霞(为保护被害人,此处用化名)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
  据知情者透露,王霞的父亲当年就曾怀疑聂树斌不是真凶,其中一个原因是,聂树斌身体单薄,而王霞曾长年习武。
  多年来,王霞的父亲也未曾放弃申诉。2005年,聂树斌案可能另有“真凶”的消息曝光后,王家也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
  与此同时,可能是“真凶”的王书金在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提出上诉,理由之一是一审没有查明他在石家庄近郊强奸杀人的罪行,而他不愿意让无辜者为自己“背黑锅”。
  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河北省高院仍没有就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律师推断,法院的“借口”可能仍然是“没有证据”,包括认为王书金的上诉只是为了拖延时间,暂时得以留命等。
  然而据本报记者调查和一些迹象表明,聂案并非没有证据。其中,关于“一串钥匙”的悬疑,可能成为案件最终的突破点。
  据了解,王书金在被抓之后,在2005年1月19日第一次接受讯问时,就交代了自己在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实施的一起强奸杀人案。在供述中,王书金详细地交代了作案的过程,以及现场的物品。他还供述说:“当时那女的身旁还有串钥匙。”
  在2005年1月25日的供述中,王书金再次提到这串钥匙。“还有一串钥匙,我觉得没有用,就没有拿。钥匙放在女的西边。”
  这串钥匙,被聂树斌的代理律师李树亭视为此案的一大悬疑。
  据张焕枝等人透露,当年公安局刚破案时,被害人王霞的家人曾去公安局送锦旗,电视台还摄了像,其后公安局曾把一串钥匙交给了王家。
  李树亭没有看到案卷,但他根据常识推断,聂树斌当时的交代中没有提到钥匙。“根据规定,有当事人供述的证据,应该记录保存在案。例如王霞的自行车,当时就收存在案,一直到数月后,才经王家请求,送还了王父。”
  李树亭认为:“这把钥匙当时就交给了王家,说明聂树斌没有交代这串钥匙。而且对这串钥匙,判决书里没有丝毫涉及。”如此不难看出,如果钥匙确实存在,王书金对现场的供述显然更符合事实。“如果钥匙的悬疑能解开,王书金作案的可能显然就要大于聂树斌。”一位长期关注此案的法学专家告诉本报记者。
  李树亭律师一直在试图解开这个悬疑。2008年5月26日,他已向河北省高院审监庭提交“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他认为,需要向被害人家属调取有关材料,以便更全面地复原案件事实真相。“因情况特殊,请法院准许收集、调查。”
  但2008年12月,对是否统一收集调取这些证据,他得到的河北省高院的最新答复仍是:“需要审委会研究。”
  更多的证据在哪里
  3年来,聂树斌的家人及代理律师,以及王书金的代理律师,都在追求一个真相。但困难显然比他们预料的多得多。
  李树亭律师曾向河北省高院提交“提请查阅、复制聂树斌刑事诉讼案卷的申请书”。作为代理律师,他至今没看到聂案当年的案卷。虽然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但他多次去查卷,都吃了“闭门羹”。
  为了更清楚地对照、查清事实,李树亭认为也需要调取有关王书金强奸杀人案的案卷。“以便比照、核对王书金关于在石家庄郊区玉米地强奸杀人的供述,与聂树斌在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强奸杀人的供述,哪个在情节和细节上更符合当时案件现场勘查的情况及事实真相。”他同样向河北省高院提交了申请,但至今没有获得准许。
  本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在河南省警方抓获王书金后,在3次讯问中,王书金都交代了自己在石家庄的作案情况。
  王书金对被害人的体态、年龄、衣物都有着详尽的供述,其中衣物是关键物证。王书金对现场和处置被害人衣物的供述很详尽,包括埋藏的地点,衣物用草覆盖等。而在王书金被抓后,广平警方曾对当年发现王霞衣物的目击者进行调查,目击者所述现场情况也与王书金供述吻合。
  本报记者了解到,在广平县公安局“关于王书金供述在石家庄打工期间杀人的情况说明(2006年2月28日做出)”中有这样的叙述:“1993年至1995年期间,除聂树斌抢劫杀人案之外,在石家庄西北方以东、中山西路以北、新华西路以南、孔寨村以西的范围内,没有其他命案现场和命案报案。”
  也就是说王书金供述的,不可能是其他命案,应当就是这起命案。“如果能对这些证据进行综合对照、判断,事实应该是能查清的。”王书金的代理律师朱爱民说。
  他认为,对这起已经考量到中国的司法公正的案件,应该让社会与舆论知道事件的进展。因为“增加透明度是公正的前提。没有透明就没有公正。”“现在老百姓不知道这件事的过程。如果大家对过程明白了,心里也会有一杆秤,衡量最后的结论是否正确。”朱爱民说。
  长期关注此案的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也认为,无论事实如何,法院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依照程序来对聂案的申诉进行审查。无论如何,总要给公众一个结论,不能使之始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仅凭“口供”就被判死刑
  相对于王书金案中已经有不少证据,通过聂树斌一案的判决书,可以看到,整个判决书没有任何关于证据的供述。所有的判案依据,只有聂树斌的“口供”。
  李树亭透露,他在代理此案后,曾调取案发时石家庄的天气状况。案发第二天,石家庄市下大雨,一直持续了两天,随后是暴晒。所以现场能提取的证据,包括脚印、指纹都没有了。一些涉及DNA的鉴定,更是没有。从判决书中也能看出,聂案的证据基本上是口供。
  判决书中叙述: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在侦破此案时根据群众反映,将聂树斌抓获后,聂即交代了强奸后勒死王霞的犯罪经过,并带领公安人员指认了作案现场及埋藏被害人衣物的地点,与勘查现场一致……
  整个判决书中,几乎再没有关于证据的陈述。至于“现场勘查”的结果是什么,也毫无提及。“这个判决书粗陋得让人吃惊。”张思之说。
  判决书中称,聂树斌用随身携带的一件女式衬衣勒死了王霞。而王书金则交代,是将王霞掐死的。
  那么对于聂树斌用来“作案”的女式衬衣是何来源,以及聂树斌“供述”作案时所骑的车,又是如何处理的?判决中完全没有叙述。
  “真凶”王书金的期盼
  “王书金一旦被判处死刑,意味着聂案有可能永远失去改正的机会。”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李树亭律师这样写着。
  事实上,王书金的出现及其态度揭示了一个荒诞的现实:一个凶手要为自己的罪孽买单,司法机关予以拒绝。因为在10年前,就有一个可能无辜的青年,已用自己的生命为此买单了。
  2008年6月,朱爱民律师曾听人说,王书金的二审判决已下,但他怀疑这是传言。因为作为王书金的首席辩护律师,他至今没有接到法院对此案二审结果的任何通知。
  朱爱民律师曾5次会见王书金。在他的印象中,王书金看上去比较木讷。王少年时曾因性犯罪被劳教,此后一直未能融入社会,最终成为性犯罪的惯犯。在辩护词中,朱爱民提请法庭注意这一点。
  2005年4月20日,朱爱民受王书金的同居者马某的委托,着手为王书金辩护。在案发前,王书金用假名和马某共同生活了10年,生育有3个孩子。
  让朱爱民印象深刻的是,马某在委托律师时,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王书金本人也没啥文化。在一次公安机关的讯问中,王书金被问及:“你是否在报纸上或电视上看过这个案子?”王的回答是:“我不认识字,读不了报纸,回到家也没有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案子……在石家庄打工,就没有电视能看。”“我看电视只是看戏,报纸、杂志都读不下去。”
  让朱爱民印象深刻的是王书金对石家庄一案的执着态度。每次见面,他都会说起石家庄的这个案子。“我见过王书金5次,对他的态度比较掌握,每次起草文书,他都很满意。我念完了,他都很认可,说这也是他自己想说的。”朱爱民说。他也认可网友对王书金的评价:“王书金虽然罪大恶极,但不管他该死多少次,他敢于承担自己的罪责,这是需要勇气的。”
  2007年元月31日,王书金案在广平县法院开庭进行不公开审理,审判时仍壁垒森严。聂树斌家人也去了,但没能进入法庭。
  开庭进行了两个小时,王书金再次重申石家庄的案子是他所为。但他的陈述被检察官认为“与本案无关”而打断。
  朱爱民感谢广平县公安局、邯郸检察院所做的工作:“他们把所有的案卷一页不落地移送了,从王书金最早到最后的供述。从法律程序上来讲,这对我们澄清事实非常有帮助。”“这样的辩护对我也是第一次。”朱爱民说,他期待着聂树斌案能真相大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相信司法公正。让真正的罪恶者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并告慰被害人的亡灵,这也是王书金本人的心愿。”
  聂树斌案记事
  1994年8月5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9月23日,河北省鹿泉市鹿泉镇下聂村村民、21岁的聂树斌被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抓获;9月29日,当地公安机关称聂树斌供述强奸杀人罪行。
  1995年4月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聂树斌强奸罪无期徒刑,故意杀人罪死刑,决定合并判处死刑并核准死刑判决;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2005年1月18日
  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在某砖瓦厂抓获河北广平籍犯罪嫌疑人王书金;2005年1月19日,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率队前来河南荥阳,和荥阳市公安局一起提审王书金,王供述了在河北省强奸并杀害了4名妇女的罪行。此后,广平公安押送王书金到石家庄指认了作案现场。
  2005年3月15日
  媒体报道《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此后全国媒体广泛报道聂树斌案。
  2005年3月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代理律师李树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此后的两年期间,河北省高院始终以张焕枝拿不出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为由,拒绝立案。
  2007年4月
  聂家人得到“神秘人士”寄来的聂树斌两审判决书,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2007年4月
  王书金强奸杀人案一审宣判,王书金被判死刑。王随即上诉,理由之一是没有认定他供认的在石家庄郊外玉米地所作的强奸杀人案。
  2007年11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函告张焕枝,已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
  2007年11月5日至今
  河北省高院始终未对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称是否立案“还在审查之中”。
  法学专家谈聂案
  对于这起涉及重大、广受关注的案件,法院的审理无疑应当最大限度地公开进行。
  虽然我过去曾经对于电视直播审判提出过异议,但是,本案的再审却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例外。此类案件审理和判决过程的公开透明,不仅能够有助于国民对于司法权的监督,而且对于再审法官也是一种制度性的保护。
  当所有的证据都明白无误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法官的判决就只不过是对于水落石出的结果加以确认而已,任何对于判决的指责都将无从发出。“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胡适曾说明朝御史吕坤的这句话让他非常感动,我们希望它也能感动今天的司法界。 (北京大学 贺卫方)
  即使不能认定王书金是“真凶”,只要聂树斌受到了刑讯逼供,只要该案存在着重大的程序瑕疵,只要控方的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只要对证据链存在着无法解释的合理怀疑,那么就可以说,聂树斌是被错杀的。只有靠“死人复活”和“真凶归案”才能纠正死刑冤案,这是我们司法制度的耻辱。(中国政法大学 滕彪)
  “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法律程序的裁判者必须与程序结果无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是最基本的法律正当程序原则。
  解决聂树斌案的难题,关键在于严格遵循法律正当程序原则,摒弃让被监督者“监督”自己的“中国式监督”,以树立起裁判者超然、公正的地位。

河北刑事案件律师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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